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抗争
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孟子亦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往今来，很多成大事业者都出身寒微，可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苦难经历，给他们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底层滚出来一书所讲述的便是一位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四川农民如何与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顽强拼搏，自学成才，最后成为国际知名的民工律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该书的作者陈文定君是一位年青的“老报人”现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度被誉为“南中国最好的社会新闻记者”在讲述本书的主人公周立太的故事时，作者所使用的正是社会记实的手法，并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可爱而又可敬的草根律师的鲜活形象。
与周立太一样，作者陈文定自身也有在底层打滚的丰富人生经历，故对于周立太的生活史与成长史感同身受，况且，他非常熟悉底层人们的生活和语言，所以他笔下的周立太才如此地活灵活现，令人读来倍感亲切。
在那些曾经受惠于周立太或通过媒体才得知周立太的人们的眼里，或许周立太是一位带有救世色彩的大“英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周立太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他“能吃苦、很勤奋”“知识不够，知识面很窄”“为人比较坦率”但“也有非常狡猾的一面”
周立太于1956年出生于贫困而偏远的四川开县，家境贫穷，有一个性格倔强的“认死理儿”的父亲和一个爱钱的母亲。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总是两眼放光”——为了生存，他小时候常偷吃人家的东西。如作者所言“那个年代，偷吃不关人品”更何况是一个饥饿的小孩的“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童年时代的周立太“偷”也是一种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形式。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打小时候起，周立太后来在为农民工打官司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就已经可以见到萌芽了——他仗义，有担当，在和小伙伴一起偷吃玉米却只有他一个人被抓的时候，他不愿意揭发他的同伴，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了。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平凡的人们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周立太最不喜欢的人竟是自己的母亲，当着记者的面，已经名满天下的他会“用浓厚的四川乡音数落和抱怨母亲的不是”谈到母亲的“懒”时“他举例说，他们家的猪，貌似老鼠。而当初猪生下来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猪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经过母亲喂养后，家猪跟家鼠就基本分不清了。因为母亲懒，猪草没洗淘干净，有很多沙子，猪不爱吃。”在谈到母亲的“自杀喜剧”和“爱钱如命”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周立太当过兵，可他参军却并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崇高的使命“在他看来，在部队里不仅可以免费坐公家的车，而且衣食住行还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寄信随你写几页信纸，也不要钱。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后还可以‘提干’，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
对于曾经帮过他的钟姓朋友，周立太始终心存感激，并帮他贷款，帮他打官司，可当这位朋友仍下一个烂摊子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弃他而去时，他仍然免不了“无法原谅”这位曾经的“恩人”
周立太第一次状告政府部门时，县委书记为了所谓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在常委会上向法院施压，司法局长找他谈话，要他无条件服从“县委和县委书记的决定”一根筋的周立太竟然不卖账，还说“在法律面前，县委书记算老几”当这种局长大人打着官腔反问他：“县委书记不算老几，那我在你心目中还算老几呢？”时，他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当然不算老几”气得人家青筋暴露，摔门而去，并扣压了他才发下来的律师资格证书。
周立太在比较随意的场合，通常是一套“傻头傻脑”的行头，一热就剥上衣，光着膀子；经常说粗口，最俚俗的脏字，说得很顺。面对不讲诚信，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周立太会在博客上大骂“狗日的”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他每次都爱向记者“抱怨”自己的苦与累，但牢骚归牢骚，却仍然像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为那些无权无势又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甚至打赢官司拿了钱后就偷偷开溜以逃避律师费——的伤残者打官司，以一人之力挑战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或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而且，还组建了“劳务工之家”自己掏钱给他们吃住，先后收留200多个伤残员工。
所有这些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画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作为普通人的周立太。然而，作者在书中似乎并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周立太传奇性的奋斗史，也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所声称的“励志”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周立太的成长史以及他与农民工群体的故事是中国社会从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缓慢而艰难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的缩影。
周立太的出名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缓慢进步的表征。如某哲人所言，微抵制造成微自由。尽管周立太与他的农民工们的身上有着种种平凡人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如部分农民工的缺乏诚信——但正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抗争，推动着我们的社会缓慢地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明天迈进。 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孟子亦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往今来，很多成大事业者都出身寒微，可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苦难经历，给他们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底层滚出来一书所讲述的便是一位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四川农民如何与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顽强拼搏，自学成才，最后成为国际知名的民工律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该书的作者陈文定君是一位年青的“老报人”现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度被誉为“南中国最好的社会新闻记者”在讲述本书的主人公周立太的故事时，作者所使用的正是社会记实的手法，并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可爱而又可敬的草根律师的鲜活形象。
与周立太一样，作者陈文定自身也有在底层打滚的丰富人生经历，故对于周立太的生活史与成长史感同身受，况且，他非常熟悉底层人们的生活和语言，所以他笔下的周立太才如此地活灵活现，令人读来倍感亲切。
在那些曾经受惠于周立太或通过媒体才得知周立太的人们的眼里，或许周立太是一位带有救世色彩的大“英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周立太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他“能吃苦、很勤奋”“知识不够，知识面很窄”“为人比较坦率”但“也有非常狡猾的一面”
周立太于1956年出生于贫困而偏远的四川开县，家境贫穷，有一个性格倔强的“认死理儿”的父亲和一个爱钱的母亲。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总是两眼放光”——为了生存，他小时候常偷吃人家的东西。如作者所言“那个年代，偷吃不关人品”更何况是一个饥饿的小孩的“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童年时代的周立太“偷”也是一种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形式。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打小时候起，周立太后来在为农民工打官司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就已经可以见到萌芽了——他仗义，有担当，在和小伙伴一起偷吃玉米却只有他一个人被抓的时候，他不愿意揭发他的同伴，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了。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平凡的人们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周立太最不喜欢的人竟是自己的母亲，当着记者的面，已经名满天下的他会“用浓厚的四川乡音数落和抱怨母亲的不是”谈到母亲的“懒”时“他举例说，他们家的猪，貌似老鼠。而当初猪生下来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猪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经过母亲喂养后，家猪跟家鼠就基本分不清了。因为母亲懒，猪草没洗淘干净，有很多沙子，猪不爱吃。”在谈到母亲的“自杀喜剧”和“爱钱如命”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周立太当过兵，可他参军却并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崇高的使命“在他看来，在部队里不仅可以免费坐公家的车，而且衣食住行还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寄信随你写几页信纸，也不要钱。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后还可以‘提干’，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
对于曾经帮过他的钟姓朋友，周立太始终心存感激，并帮他贷款，帮他打官司，可当这位朋友仍下一个烂摊子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弃他而去时，他仍然免不了“无法原谅”这位曾经的“恩人”
周立太第一次状告政府部门时，县委书记为了所谓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在常委会上向法院施压，司法局长找他谈话，要他无条件服从“县委和县委书记的决定”一根筋的周立太竟然不卖账，还说“在法律面前，县委书记算老几”当这种局长大人打着官腔反问他：“县委书记不算老几，那我在你心目中还算老几呢？”时，他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当然不算老几”气得人家青筋暴露，摔门而去，并扣压了他才发下来的律师资格证书。
周立太在比较随意的场合，通常是一套“傻头傻脑”的行头，一热就剥上衣，光着膀子；经常说粗口，最俚俗的脏字，说得很顺。面对不讲诚信，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周立太会在博客上大骂“狗日的”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他每次都爱向记者“抱怨”自己的苦与累，但牢骚归牢骚，却仍然像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为那些无权无势又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甚至打赢官司拿了钱后就偷偷开溜以逃避律师费——的伤残者打官司，以一人之力挑战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或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而且，还组建了“劳务工之家”自己掏钱给他们吃住，先后收留200多个伤残员工。
所有这些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画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作为普通人的周立太。然而，作者在书中似乎并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周立太传奇性的奋斗史，也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所声称的“励志”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周立太的成长史以及他与农民工群体的故事是中国社会从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缓慢而艰难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的缩影。
周立太的出名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缓慢进步的表征。如某哲人所言，微抵制造成微自由。尽管周立太与他的农民工们的身上有着种种平凡人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如部分农民工的缺乏诚信——但正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抗争，推动着我们的社会缓慢地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明天迈进。 展开全部内容
从底层滚出来一书所讲述的便是一位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四川农民如何与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顽强拼搏，自学成才，最后成为国际知名的民工律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该书的作者陈文定君是一位年青的“老报人”现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度被誉为“南中国最好的社会新闻记者”在讲述本书的主人公周立太的故事时，作者所使用的正是社会记实的手法，并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可爱而又可敬的草根律师的鲜活形象。
与周立太一样，作者陈文定自身也有在底层打滚的丰富人生经历，故对于周立太的生活史与成长史感同身受，况且，他非常熟悉底层人们的生活和语言，所以他笔下的周立太才如此地活灵活现，令人读来倍感亲切。
在那些曾经受惠于周立太或通过媒体才得知周立太的人们的眼里，或许周立太是一位带有救世色彩的大“英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周立太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他“能吃苦、很勤奋”“知识不够，知识面很窄”“为人比较坦率”但“也有非常狡猾的一面”
周立太于1956年出生于贫困而偏远的四川开县，家境贫穷，有一个性格倔强的“认死理儿”的父亲和一个爱钱的母亲。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总是两眼放光”——为了生存，他小时候常偷吃人家的东西。如作者所言“那个年代，偷吃不关人品”更何况是一个饥饿的小孩的“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童年时代的周立太“偷”也是一种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形式。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打小时候起，周立太后来在为农民工打官司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就已经可以见到萌芽了——他仗义，有担当，在和小伙伴一起偷吃玉米却只有他一个人被抓的时候，他不愿意揭发他的同伴，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了。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平凡的人们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周立太最不喜欢的人竟是自己的母亲，当着记者的面，已经名满天下的他会“用浓厚的四川乡音数落和抱怨母亲的不是”谈到母亲的“懒”时“他举例说，他们家的猪，貌似老鼠。而当初猪生下来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猪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经过母亲喂养后，家猪跟家鼠就基本分不清了。因为母亲懒，猪草没洗淘干净，有很多沙子，猪不爱吃。”在谈到母亲的“自杀喜剧”和“爱钱如命”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周立太当过兵，可他参军却并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崇高的使命“在他看来，在部队里不仅可以免费坐公家的车，而且衣食住行还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寄信随你写几页信纸，也不要钱。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后还可以‘提干’，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
对于曾经帮过他的钟姓朋友，周立太始终心存感激，并帮他贷款，帮他打官司，可当这位朋友仍下一个烂摊子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弃他而去时，他仍然免不了“无法原谅”这位曾经的“恩人”
周立太第一次状告政府部门时，县委书记为了所谓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在常委会上向法院施压，司法局长找他谈话，要他无条件服从“县委和县委书记的决定”一根筋的周立太竟然不卖账，还说“在法律面前，县委书记算老几”当这种局长大人打着官腔反问他：“县委书记不算老几，那我在你心目中还算老几呢？”时，他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当然不算老几”气得人家青筋暴露，摔门而去，并扣压了他才发下来的律师资格证书。
周立太在比较随意的场合，通常是一套“傻头傻脑”的行头，一热就剥上衣，光着膀子；经常说粗口，最俚俗的脏字，说得很顺。面对不讲诚信，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周立太会在博客上大骂“狗日的”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他每次都爱向记者“抱怨”自己的苦与累，但牢骚归牢骚，却仍然像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为那些无权无势又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甚至打赢官司拿了钱后就偷偷开溜以逃避律师费——的伤残者打官司，以一人之力挑战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或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而且，还组建了“劳务工之家”自己掏钱给他们吃住，先后收留200多个伤残员工。
所有这些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画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作为普通人的周立太。然而，作者在书中似乎并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周立太传奇性的奋斗史，也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所声称的“励志”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周立太的成长史以及他与农民工群体的故事是中国社会从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缓慢而艰难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的缩影。
周立太的出名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缓慢进步的表征。如某哲人所言，微抵制造成微自由。尽管周立太与他的农民工们的身上有着种种平凡人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如部分农民工的缺乏诚信——但正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抗争，推动着我们的社会缓慢地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明天迈进。 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孟子亦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往今来，很多成大事业者都出身寒微，可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的苦难经历，给他们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底层滚出来一书所讲述的便是一位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四川农民如何与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顽强拼搏，自学成才，最后成为国际知名的民工律师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该书的作者陈文定君是一位年青的“老报人”现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度被誉为“南中国最好的社会新闻记者”在讲述本书的主人公周立太的故事时，作者所使用的正是社会记实的手法，并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可爱而又可敬的草根律师的鲜活形象。
与周立太一样，作者陈文定自身也有在底层打滚的丰富人生经历，故对于周立太的生活史与成长史感同身受，况且，他非常熟悉底层人们的生活和语言，所以他笔下的周立太才如此地活灵活现，令人读来倍感亲切。
在那些曾经受惠于周立太或通过媒体才得知周立太的人们的眼里，或许周立太是一位带有救世色彩的大“英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周立太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他“能吃苦、很勤奋”“知识不够，知识面很窄”“为人比较坦率”但“也有非常狡猾的一面”
周立太于1956年出生于贫困而偏远的四川开县，家境贫穷，有一个性格倔强的“认死理儿”的父亲和一个爱钱的母亲。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总是两眼放光”——为了生存，他小时候常偷吃人家的东西。如作者所言“那个年代，偷吃不关人品”更何况是一个饥饿的小孩的“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童年时代的周立太“偷”也是一种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形式。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打小时候起，周立太后来在为农民工打官司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就已经可以见到萌芽了——他仗义，有担当，在和小伙伴一起偷吃玉米却只有他一个人被抓的时候，他不愿意揭发他的同伴，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了。
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平凡的人们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周立太最不喜欢的人竟是自己的母亲，当着记者的面，已经名满天下的他会“用浓厚的四川乡音数落和抱怨母亲的不是”谈到母亲的“懒”时“他举例说，他们家的猪，貌似老鼠。而当初猪生下来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猪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经过母亲喂养后，家猪跟家鼠就基本分不清了。因为母亲懒，猪草没洗淘干净，有很多沙子，猪不爱吃。”在谈到母亲的“自杀喜剧”和“爱钱如命”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周立太当过兵，可他参军却并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个崇高的使命“在他看来，在部队里不仅可以免费坐公家的车，而且衣食住行还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寄信随你写几页信纸，也不要钱。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后还可以‘提干’，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
对于曾经帮过他的钟姓朋友，周立太始终心存感激，并帮他贷款，帮他打官司，可当这位朋友仍下一个烂摊子和一笔沉重的债务弃他而去时，他仍然免不了“无法原谅”这位曾经的“恩人”
周立太第一次状告政府部门时，县委书记为了所谓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在常委会上向法院施压，司法局长找他谈话，要他无条件服从“县委和县委书记的决定”一根筋的周立太竟然不卖账，还说“在法律面前，县委书记算老几”当这种局长大人打着官腔反问他：“县委书记不算老几，那我在你心目中还算老几呢？”时，他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当然不算老几”气得人家青筋暴露，摔门而去，并扣压了他才发下来的律师资格证书。
周立太在比较随意的场合，通常是一套“傻头傻脑”的行头，一热就剥上衣，光着膀子；经常说粗口，最俚俗的脏字，说得很顺。面对不讲诚信，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周立太会在博客上大骂“狗日的”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怒。他每次都爱向记者“抱怨”自己的苦与累，但牢骚归牢骚，却仍然像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为那些无权无势又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甚至打赢官司拿了钱后就偷偷开溜以逃避律师费——的伤残者打官司，以一人之力挑战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或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而且，还组建了“劳务工之家”自己掏钱给他们吃住，先后收留200多个伤残员工。
所有这些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画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作为普通人的周立太。然而，作者在书中似乎并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周立太传奇性的奋斗史，也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所声称的“励志”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周立太的成长史以及他与农民工群体的故事是中国社会从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缓慢而艰难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的缩影。
周立太的出名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缓慢进步的表征。如某哲人所言，微抵制造成微自由。尽管周立太与他的农民工们的身上有着种种平凡人的缺点——甚至有些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如部分农民工的缺乏诚信——但正是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抗争，推动着我们的社会缓慢地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明天迈进。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