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朱姓皇帝特别热衷于将大臣当朝按倒，剥了裤子打屁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丑剧。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的“不肖”，有多种释义，这里说的“不肖”，系指子不似其父的“不肖”。

老实说，贾宝玉要是真能不肖其父贾政，说不定就会带着林妹妹私奔。他没有勇气走出那一步，但又不能不走，于是，只好当和尚去。在贾政的棍棒教育下，不得不肖，不能不肖，他那追求自由、崇向真率、相信美好、热爱生活的天性，既不敢反抗，也不肯服从，只有这一种选择——出家。

这一回，描述了贾宝玉因“在外流**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辱母婢”等原因，挨他父亲贾政痛打屁股的全过程。在文明社会里，对孩子进行体罚，被视作不文明的行为。在美国，打孩子是违法行为。但在中国，我小的时候，被父亲体罚过，等我成了父亲以后，也曾体罚过我的儿子。一直到今天，体罚在中国，还是那些做老子的人对付他认为犯了错误的儿子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惩戒手段。

凡是做老子的人，到了必须诉诸体罚手段来教育他的儿子，只能说明他的无能；而动不动用拳头与儿子对话的家长，我敢肯定，大概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才借打孩子来撒气的。作为老子的贾政，固然有充足的理由打贾宝玉，但从根本上来看他的这一次滥施**威，导火线是一回事，发泄他久已有之的积怨，存心对保护贾宝玉的力量进行挑战，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提供了寻衅行凶的口实，后者才是他的真正泄忿的动机。

因为贾政在荣国府，也包括宁国府，名义上是家长，可党政财文大权，没他的份儿。他只是虚有其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领导干部。他在众人眼里，有名无实，有威无权，治学无能，为官失职，是个既没有朋友、更没有知己的独行者。而他的儿子，实际上拥有他所没有的一切。相比之下，他的孤独感、失败感，使他老人家有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的想法，也不为过。他跟他的儿子贾宝玉，简直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一见面就是怒目相向，就是大声呵斥，因此，在犯了在他看来是欺君灭国之罪的情况下，他一过激，自己先精神崩溃，遂弄得不可收拾。

其实，事态并未严重到必须动手弹压的程度，因为还有可以使用的整顿收拾令其改正的办法，如说服教育、警告防范、隔离疏堵、没收禁绝、晓以利害。贾政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肝火。第一，说明做父亲的这个人，水平太低，已经无计可施；第二，他存心要把事情闹大，一下子搞得天翻地覆，有一种重振雄风的因素在内。所以，旧恨新仇，积忿难消，无名火起，也就不怕破釜沉舟地往死里打了。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这段打屁股笔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精彩篇章。舍此之外，中国文学史上，还能找出一篇屁股吃板子的文章吗？

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也有这样的反常情况：打人屁股者，固然得意，但未必凯歌高奏；被打屁股者，固然脸面全无，但未必就等于失败到底。《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虽然贾宝玉被打了屁股，虽然政老爷发了五分钟的威风，结果，老太太一来，形势逆转，不但赢者没有赢，输者没有输，相反，老祖宗震怒之下，做爹的落了一个大大的不是，做儿的倒成了一个香饽饽。

贾宝玉之所以挨老子痛扁，罪状实际有二：一是将同性恋的男伴勾引出来，并加以隐藏；二是具有性挑逗意味对待他母亲的女婢，以至自杀。就这位年轻公子而言，在成长期间，这种性意识萌动的表现，比之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的滥**，比之茗烟按住小丫头干警幻仙子所授之事的荒唐，真是算不得什么。贾母，是位绝对明白的老封君，早参悟出来，哪个男人不偷鸡摸狗？贾政者，“假正”也，却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一上来就将此事的性质，定为敌我矛盾处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

这使我们想起过去，一到搞运动的时候，有些人马上来了精神，马上亢奋不已，贾政也是充满了敌情观点，意志坚定无比，嗓门提高八度，喝令他的随从小厮：“给我狠狠地打！”

“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等到王夫人来了以后，“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甚至咆哮着，要用绳索勒死这个孽障，说着也真的动起手来。也许政老爷很少有表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好容易捞到这一回，所以，一下子就过火过分了。

贾政情不自禁地亲自掌板，打他儿子，让人想到明朝朱皇帝在金銮殿上亲自操刀，施暴臣下。看起来，这两位都属于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之下，精神压抑的结果。所以，一遇机会，逆反心理，加上报复欲望，便按捺不住地要爆发出来。如果研究一下贾政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便知道他的这股无名毒火从何而来。地位尊崇，不过牌位，名义当家，实际傀儡，做官一任，差点革职，为文一生，狗屁不成，这样一种尴尬状态，他内心能够安宁吗？

年轻人办诗社，宁肯邀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当监社御史，也不让他来指导指导，连空衔顾问也不给他；大观园题匾额，按说是他一次露脸的机会，可才思匮乏的他，一无佳联，二怕出丑，不得不任由着他儿子着实狂了一回，享足风光，能不让政老爷受刺激？因此，他恨处处事事抢了他风头的贾宝玉，一见他就像西班牙斗牛，见到红布似的暴跳如雷。

而且，他儿子活得痛快，过得舒坦，想躺想卧，悉听尊便。他呢，却要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做灶王爷状。他儿子的周围，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倚红偎翠，舄履交错，好不滋润。他呢，却只有一个歪瓜裂枣的赵姨娘，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满府里，从老太太起，到丫鬟小厮，谁不把贾宝玉当成宠儿，看作明星。这小子不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连北静王也成为热烈的追星族。他只有枯坐在书房里，饱受凄冷，这种被摒弃在主流以外的失落感，怎么能不让他严重失衡呢？

这回好了，女婢投井，王府讨人，环三告密，血口喷人，得到这样一个有把的烧饼，能不抓起板子将宝玉往死里打吗？我们知道，所有借机泄愤者，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说词。贾政口口声声，替天行道，也说明他有见不得人的心虚，否则就不会威胁下人，谁传消息出去，就跟谁算账。所以，贾政说，不能等酿到将来有一天杀父弑君才管，不过是幌子，一心报复，才是他的真实思想。

老子出了气，儿子受了罪，“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件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臀看至腿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宝玉挑逗金钏，私藏琪官，为这些发自于性萌动行为，付出了苦楚的代价。

这顿肉刑，贾政的宣泄，只是痛快了片刻，从此，却败在他儿子面前，再也管不了他。而贾宝玉，痛苦一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一打，成了千呵万护的大众情人，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围着贾宝玉转。慰问团一拨一拨，志愿者一批一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点着名让姐姐妹妹过来陪他，真是好不得意。而贾政，惨透了，先跪下来忏悔，后向老太太求饶，终于被逐出现场，栽了很大的面子以后，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书房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

老太太怕他反攻倒算，甚至下了道死命令，“以后老爷要叫宝玉，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政老爷发动的这次重建权威的内战，本以为能挽回自己的精神颓势，大树特树自己的英雄形象，结果，他倒像被打了屁股似的，灰头土脸，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位臀部留有棒疮疤痕的公子哥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这个温馨甜蜜、迷恋陶醉的温柔乡里，贾宝玉“不觉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他忍不住思索，倘非这顿屁股，能获得这种“大畅”的感觉么？“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倘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她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她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她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看来，这一次贾宝玉的打屁股，倒应了毛主席的“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话。听贾宝玉这番内心独白，他不但不觉被打之羞、被打之痛，甚至也不觉人格被侮、尊严受辱、整个心灵受到戕害。适得其反，而是深深感到了这顿屁股打得好，打得太好，因为给他带来“大畅”的感觉。

像这样打出来一身贱骨头“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

打屁股，在家庭中，是比较严重的责罚；在朝廷中，也是不罪之罪的惩处。一种，被打者知道自己犯了错，只好乖乖地趴在那儿挨打。一种，也许并不服，或口服心不服，但是，能打人屁股者，总是拥有绝对威权，而被打屁股者，必是毫无反抗能力，才不得不就范的。所以，在旧社会，小时候，被家长打；上了学，被老师打；做了官，被皇帝打。

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中国人的屁股，之最可怜，之最遭殃，不完全因为那里膘肥肉厚，而是剥掉你的裤子，露出白花花或黑黢黢的臀部来，一板子一板子打下去，除了皮肉之痛，最难受的还是那人格上的羞辱。

一家之长也好，一国之君也好，凡施虐成瘾者，绝对是精神不健全、头脑有毛病、思想很阴暗、行为挺龌龊的报复狂。在中国，明代皇帝是最能打臣下屁股的，从朱元璋起，到朱由检止，都有过“廷杖”的记录。明朝的廷杖始于朱元璋鞭死开国元勋朱亮祖。

《明史》载，“洪武六年，工间尚书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强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偿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廷杖之刑，自太祖始矣。”

在明代，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到了万历年间，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不守父丧，御史们多次上书，万历受到张居正的影响，也大张旗鼓地“廷杖”过的。从生理学的角度考察，臀虽肉厚，其实皮薄；脸似细嫩，皮层却厚。相对于臀而言，骂人曰脸皮厚，倒也不算冤枉。尽管，打屁股的声音清脆悦耳，手感较好，但脱脱穿穿，比较麻烦，不如脸在面前，触手可及。所以，时下经常可听到啪啪的耳光声，尤其女人打不要脸的男人，男人打丢了他脸的女人，一掌过去，不同凡响，也够刻骨铭心的。因此，对付成年人的正儿八经地打屁股，便愈来愈罕见了。可在明朝，朝廷流行打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衣冠楚楚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朝门外的砖地上，亮出臀部挨打。

面对那一片形形色色的屁股，人们能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你不能不佩服这个能将严肃化为玩笑，又能将玩笑化作严肃的民族那种煞有介事的本领。据说，刘瑾用事以前，被廷杖者，犹可以穿着朝服挨打，但这个心理变态的阉竖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小太监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大臣们皮开肉绽，士子们血肉飞溅，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于是，你不能不为统治者的残忍感到吃惊；同时，你也不能不为知识分子甘受于统治者的这种暴虐而把屁股撅出来挨打感到更为吃惊。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在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但是，正如贾政打他儿子贾宝玉一样，打人者吃瘪，被打者反而成为大众宠儿。同样，受“廷杖”者，屁股挨了板子，皮开肉绽，脸上却得到空前的无上荣光。当时，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成了当时再红不过的“大众宠儿”。

贾宝玉挨打，与明代大臣的“廷杖”，屁股受到痛苦是相同的，但宝玉是被动挨打，而那些御史们，却是主动找打，前者是不想疼而真疼，后者是为了疼而疼，便多少有点贱骨头了。为什么那时有这些被廷杖的士人呢？除去帝王的昏庸暴虐、权臣的刚愎自用、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等等因素外，知识分子那种垂名青史的虚荣感，甘愿冒天威以坚持道德名教，纲常伦理自任，受刑惩而得大名节，也是使廷杖滥施的原因。

万历是个性格顽劣的青年，你们想以此邀名，好，我就给你一个厉害瞧。

看来，以挨打“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据说，反张居正不守丧上书挨打的领袖人物吴、赵二人，“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受“廷杖”，得令誉，屁股的支离破碎，赢得了身前身后之名，比之贾宝玉的“大畅”，又高上几个层次。

正是他们杖后抬出长安门外，一路上被人顶礼膜拜，那通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圣徒形象。使得有些士人，也就是那些想投机取巧的文人士大夫，不禁眼红，摸摸自己的屁股，说一声对不起，为了美名，为了光荣，要你受委屈了。于是，群起仿效，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以求得一杖，想到达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在那个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心灵的扭曲程度，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

而尤为反常的，是那位受杖的领袖人物赵用贤，更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推向极致。此公“体素肥”，想来是个胖子，膘壮肉厚，脂肪丰富，那重量级的臀部，自然要比骨瘦如柴者禁打些。他与吴中行，同样被“杖六十”，刑毕，吴中行当时就“气绝”了，他虽“肉溃落如掌”，但还有口气，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让他的妻子将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

将自己屁股上的肉，悬挂在屋梁上，令其风干，当成大名节的纪念，这种以展览耻辱而自鸣得意的病态心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块史称之为“人腊”的臀肉，从此自然是镇宅的圣器、传之后世的吉祥物了。每当拿出来炫示、展现、玩味、品鉴时，我想赵用贤御史的脸上，便涌上幸福的光芒，忍不住额手称庆，感谢这顿廷杖，才有这块“人腊”。他捧着这块说不定有点臭烘烘气味的肉干，看到的是一份名声、一份荣光、一份资本，更是一份他向往的不朽碑石。

好啊，这屁股打得好啊！他会这样给自己喝一声彩的。

但是，后人读《明史》至此，对他这块风干人肉，恐怕就不免觉得恶心。中国文人的丑陋，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没起子的事情了。

贾宝玉到底年轻，没有把那条被打得沾血连肉的亵衣，让袭人妥善保存起来，谁知将来会不会有一天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真替他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