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被脂评搅昏了头而走火入魔的红学家，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他们一个个都呈哑然失语状态。

毛泽东读《红楼梦》，从政治着眼，很看重第四回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护官符”。其实，曹雪芹这部不朽史诗，所以被视为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时期的百科全书，即使在经济学上，也有其他作家所不具有的慧眼，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

中国的史书中，都设有《食货志》这一章，《红楼梦》虽不是史，但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诸如两府的田庄地租，朝廷的俸禄赏赐，四大家族的资金互通，主子的例银和奴才的月份钱，送往迎来，应酬交际的开销，四时八节，婚丧嫁娶的用度，以及数百十口的大家庭日常支出，乃至元春省亲的靡费，大观园营建的开支，薛姨妈的皇商经营，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等等，在大师的笔下，都有精彩的难能可贵的表述。

文人，通常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或假清高状，来掩饰自己的肤浅。但是，大师就是大师，目光如炬，没有他思想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读《红楼梦》，有一细节，常常一笔带过，其实，细细考究，也有其堪玩味处。晴雯病了，找来一位大夫，因不是家庭医生，可以打趸付钱，因此，必须马上给出诊费。恰巧怡红院里管行政的袭人不在家，幸好，宝玉知道素日里她把银子放在哪里。于是，麝月按他所指，在小柜子的抽屉里，找到一个小笸箩，内有几块银子和一把戥子。她拿起一块银子放在戥子里，问宝玉：

“那是一两的星儿？”

“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宝玉很奇怪她认为自己应该识戥子，这一主一仆，看来毫无钱的数量概念，自然不会知道“两”是多少。

宝玉说：“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拣了一块掂了一掂：“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在门口等着的老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把柜门一关，不耐烦地说：“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

怡红院里，麝月等丫鬟使女的月钱，估计是从凤姐那儿领的。站在门口的那位老妈子和其他奴仆，可能是从赖大家那儿拿工资了。怡红院的物业管理方面的费用，自然是贾琏那儿统一作预算。宝玉身边的如茗烟以及李贵等人的薪水，我想，是外头书房里发出的。然而还得另给一笔钱，放在柜中的小笸箩里，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像这种名正言顺的各房小金库，加在一起，为数相当可观。每一个小单元尚且如此靡费，那么，荣宁两府的支出，总计起来，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清代的“两”，约相当于公制的37.3克，国际市场每盎司白银价格为七美元或八美元的样子，若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两非货币意义的白银价格大约不超过百元。这位胡庸医的一次出诊费将近二百元，要价也算不菲。不过，晴雯是在怡红院生病，请得起医生；后来，撵回家，那个色情狂嫂子只好看着她死，连片阿斯匹林也买不起的。看起来，无论哪个年代，病都是生不起的。读《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人，看到这里，至多留下这些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千金小姐，不知柴米油盐、生计艰难的印象，但不大想到这也是了解作家曹雪芹的一条线索。

《红楼梦》自出版发行以来，年轻人读它，多关注于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的三角恋爱，以及大观园里那些小姐们的情感世界，以及结社吟诗、夜宴行令等等活动。成年人读它，则多侧重贵族世家的钩心斗角，封建社会的内讧外乱，官宦生涯的浮沉跌落，人世沧桑的悲欢离合。到了文学家那里，更是对曹雪芹将小说写到如此极致境界的崇拜，乃至五体投地。而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眼中，对不起，《红楼梦》就成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块的目标物了。但此书出现，随后又形成一门鼎盛的红学，数百年来，对于两府经济状态的研究，也就是这几百口子的花销费用，太过于形而下的缘故，很少见到那些红学大师们，涉足这个领域，都如晋代的王夷甫那样清高，绝不谈钱，只言阿堵，老是想弄出惊人的东西，却缺乏踏踏实实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似乎应该有些专家，将《红楼梦》中的社会消费，财经活动，收入和支出状况，包括田庄地租，俸禄赏赐，薛姨妈的皇商经营，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省亲耗费与营建大观园工程的开支，两府的日常财务管理与经济有关的一切，像寻求曹氏族谱、白旗历史、李煦档案、江宁织署等有关资料那样充分完备，恐怕对于红学的研究，对于读者更深入理解《红楼梦》，一定会很有好处的。

古往今来的红学家的广泛开掘，使我们领教了“功夫在书外”的阅读或治学方式，可以说是“善莫大焉”。因为变换了一种视角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获得文本以外的审美满足，这种愉悦也是蛮可贵的。但有些红学家，从书内走出书外后，缺乏节制，不谙文学创作之规律，望文生义，测字求谜，虚拟假设，胡编乱侃，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变成脱缰之马，不系之舟，断线的风筝，没头的苍蝇，而陷入害人误己的人间鬼蜮。看时下那一个个走火入魔、各霸一方的姿态，真是不大敢恭维呢！

这些红学家，或寻章摘句，或剔微钩沉，或钻进故纸，或枯思冥索，都期盼挖出一个金元宝来。但天下哪里还有这等好事呢？拢共这一亩二分地，该挖的，别人早已挖地三尺，寸草不留，哪还劳驾你去瞎费工夫呢？有一位学界名人说过，自胡适之先生发现脂评本后，再出现有关《红楼梦》的任何东西，都不足凭信。因我记不住原话，只是大意，就姑隐这位名人的姓氏，但他的见解，甚有见地。如果说夏商周，别看时代久远，但若是从地底下挖到一具青铜器，那铭文或许能佐证一个什么论点。但康雍乾距今，虽只有数百年，不算遥远，但那时一位不知名的败落户文人散佚的残篇断简，能在什么地方保存至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什么事情都宜适可而止，一旦虚火上升，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势必牵强附会，左道旁门，歪曲事实，胡说八道，那肯定会弄出一些贻笑大方的名堂。

这些年来，名堂还真是不少，一幕幕红学闹剧，令人眼花缭乱：有的穷极生疯，弄虚作假，瞒天欺海，不时闹出些新鲜花样，耸人听闻，结果不过子虚乌有。有的于《红楼梦》的版本，或脂砚斋的评注里，看出什么背后文章，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狗尾续貂，余波不已，但无一不是在糟蹋圣人的同时，使自己出名。有的附会八卦太极，阴阳风水、一个个都通灵似的得曹雪芹真传，写出连索隐派都叹为观止的《红楼梦》，让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有的从尘封的曹寅、李煦的档案里，寻寻觅觅，恨不能在上一世纪的灰尘中，找出几根毛发，借此证明乃曹公雪芹的DNA。别看洋洋洒洒，连篇累牍，但风马牛不相及，基本上属于无效劳动。有的更做王二麻子状，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但大旗独树，而从者无人。有的罔顾最基本的常识，言者渺渺，应者寥寥，纯系自说自话、自卖自夸的卖瓜老王者流。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所说的：“这余荫，就使有一些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既在泥塘里挣扎，离《红楼梦》文本已十万八千里了。

读红者固众，因为它是一部小说。而食红者更众，则由于它是一个饭碗。一部《红楼梦》，不知养活多少吃白食者。如果曹雪芹先生穿过时光隧道，回到现在的北京城，向每个吃他的人，收取十块钱入场券的话，他马上就是大款，买一辆奥迪代步，开回西郊黄叶村，不成丝毫问题。但我读了那么多研究红学的著作，恐怕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凡曹姓宗祠里，任何一个牌位都研究到了，不可谓不细。但对于金陵那条街上，比邻而居的荣宁两府里，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哥儿、小姐丫鬟、奴仆差役，是怎么活的？是靠什么活的？依然是个空白，不可谓不是一种疏漏。也许有过这方面的专著，由于自己孤陋寡闻，而无缘一面。但可以肯定，上面提到的红学家，忙着出风头还来不及，是不屑于，也不可能坐定屁股下这番功夫的。

我们知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传统，与浪漫主义的不食人间烟火，飘飘欲仙的状态迥异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笔下，绝不怕将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面揭示给读者的。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哪怕读者倒胃口，也要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让那些在象牙之塔里，穿燕尾服，戴白手套，提倡高雅文学的人士，看了直皱眉头；让那些专心致志写性欲、写**、写**、写女人身体这个部位那个部位的从事裤裆文学的人士，完全败了兴致。

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一点也不觉得铜臭气地，把他当上国家干部后，逐年提高的工资，很具体地写进诗里面的。

据《容斋随笔·白公说俸禄》：“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

一直到他贬为江州司马，到后来又做太子太傅，到退休回到洛阳，都有详尽记载。

把自己的工资写进诗里，可能使唯美派、纯情派、风花雪月派、裤裆文学派觉得大煞风景、大为败兴的，我不知道此前此后的诗人，有没有人再尝试过，但从他记录下的升职加官涨多少钱，犯了错误跌多少钱，以及达到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水平，也略可了解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了。

曹雪芹未能如白乐天写得如许细致翔实，他在写作《红楼梦》时，已经一贫如洗，家无长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世家出身，和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差不多，自小过着公子哥儿衣食不愁的生活，如今虽然没落了，但仍是个不知世务、不理经济、不懂钱财、不会过日子的文人。而白居易老先生，就不同了，他始终是个非常精明、非常精细的人，甚至到了快要辞世的年纪，眼看自己行“将下世”，还写了《达哉乐天行》的遗嘱诗，曰：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想得多么周到，先卖什么，后卖什么，都能作出妥善安排。相比之下，曹雪芹对锱铢必较方面，不很在行。他写的贾宝玉对麝月讲的话：“你问我，倒有趣！”其实，也是他自己不识戥子的写照。也许，写作，是天分，理财，也是天分，除极高明的如白老爷子这样，诗写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首因以答祝》）的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地步，而对于财务管理方面，也是那样清晰准确。曹雪芹恐怕只有文学上的极高才分，但理财就鸦鸦乌了。看他“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经济状况，糟得大概不能再糟了。

曹雪芹曾经富过，但他那时年幼，有富过的印象，并无富过的体验。这点很重要，你没有大把大把地花过钱，你不算真正有过钱。他的先辈是从真金白银堆里滚过来的，而他自从懂事以后，家境日蹙，财神爷早调过脸去，只有穷神一直守候着他，连打壶酒还得赊欠，可以想象他的囊中羞涩。所以，他的数字概念比较模糊，是应该予以理解的。一个月收入三千元人民币者，一块钱是钱；一个月收入三万元人民币者，花一块钱等于前者花一分钱。而一个月收入三十万元人民币者，一块钱在他眼里，基本上就不算钱了。曹雪芹的尴尬就在于他写作这部小说时，在精神领域里，他属于收入三十万元那一拨的；可在物质世界里，他连收入三千元的那一拨也算不上。因此，在《红楼梦》一书中，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

穷人乍富，拿钱当命；富人乍穷，也拿钱当命。曹雪芹自打知道钱之重要性之后，就不曾有过钱。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他在书中所写的钱，只能采取大概其的匡算法。

所以，写作和理财，这两个天分，一虚一实，难免有互相抵触之嫌。至于当代作家，看来理财的天分有长，一个个过得都挺滋润；而文学的天分，不免有短，这样也就别过高期望会有《红楼梦》这类杰作产生。

在《红楼梦》一书中，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秦可卿死了，贾珍要给她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恰巧薛蟠的木店里有一副板。

贾珍问道：“价值几何？”薛蟠笑道：“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

这一千两即人民币七八万元的数字，其中很可能有这位浪**大少的吹嘘成分，未足凭信。因为，紧接着贾珍为图秦可卿死后丧礼上的风光，给她丈夫贾蓉捐了一个龙禁尉的官。内相戴权开价为一千五百两，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左右。后来，不走官方渠道，直接将银子给他，只要一千二百两就行，可以省下人民币两三万元左右。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即使在今天，也不会是小数目。根据时下揭发出来的贪污受贿案件考量，古人的贪婪胃口要比今人小得多。那么，益发证明薛蟠的一千两，有狗戴嚼子，胡勒的可能。

但要看到同是这场葬礼的后期，王熙凤在铁槛寺索贿受贿，一下子坐得可以捐两个龙禁尉的三千两银子，差不多近二十多万元的人民币。而在“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一回中，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锞子进来，对尤氏回说：“兴儿回奶奶，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等，共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如果按时价每克黄金一百多元人民币计算，仅这些压岁锞子，约需钱七十多万元，两府加在一起该是一百四十万之多，也有点悬了。尽管清代的金银价，不能绝对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价折合，但贵金属大体上应该相距不甚远。因此，我不知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数字，哪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

但同是秦可卿丧礼，张材家的来找凤姐回话：“就是方才车轿围作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接着又是宝玉外书房完竣，支买纸料糊裱。这些应该出现具体银两数字的地方，曹雪芹笼统一笔带过。一种可能，他确实过过好日子，这区区小数，不在话下；另一种可能，他缺乏理财经验，无多少的数量概念，也真是说不上来。再往后看这部小说，贾芹在省亲这项重点工程中，谋得一份差使，当时就可以拿对牌去支现金，在曹雪芹笔下，信手写了“白花花二三百两”，折算人民币，到底是一万多元，还是两万多元，这两个有一定差别的数字，显然，在大手大脚惯了的曹雪芹眼中，是不会太考较的。

但从王夫人对袭人采取特别优惠政策，与王熙凤的一席话中，曹雪芹很具体地告诉我们，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两银子，约合一千五百元人民币，而赵姨娘和周姨娘是二两，约合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妻与妾的差别为十倍。而贾母和王夫人的丫头，也比其他丫鬟待遇要高，月例为一两，不足百元。袭人因为是由老太太那里调来怡红院的，仍享受原级别，是一两的丫头，可晴雯、麝月等大丫头，月钱则为一吊，也就是一千枚铜钱；佳蕙等八个小丫头，又次之，减半为五百。于是，王夫人让凤姐从她月例中，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给袭人。一吊钱，表示她和晴雯是相等地位的丫鬟，二两银子，就确定她未来侍妾的身份。从作者在这些细枝末节方面的清晰了解，倒也提供一个证据，大致可以相信《红楼梦》，确有曹雪芹很大的自传成分。对于作家来说，近处的，看得较细，远处的，不免大而化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曹雪芹终究是有天分的作家，他不追求形似而着力于神肖，即使他不甚用心于钱财的描写，不在意数字的准确性，也能抓住了这个坐吃山空的贵族大家庭的腐朽本质。于是，从烈火着油，气焰万丈，到一败涂地，树倒猢狲散的全景画面，在他如椽的笔下，层层剥笋，丝丝抽茧，探幽发微，纤毫毕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论他说是一千两一百两之多，还是十两一两之少，在读者心目中，那多或少的印象，是以曹雪芹的标准衡量的，这就是大师的魅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来研究金陵一条街上的荣宁两府的家族发家史，从焦大背着贾演、贾源，自己喝马尿，却把水给主子喝的第一代开始，到代字辈，到文旁辈，到玉旁辈，到草字头辈，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竭”的古训，最后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因为元妃省亲这样达到**的大典，一方面使这个家族获得前所未有的光辉荣耀，另一方面也制造出一派盛大而虚假的繁荣景象。以为“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大撒把花钱，滋长了两府的泡沫经济之风，成为不可遏止的势头，也推动这辆内囊已尽的车子，加速度地向下坡跌落。结果哪知道娘娘并不掌握国库的钥匙，赏赐的几个钱，还不够塞牙缝的。贾珍说了实话：“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他说得明白，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班纨绔子弟们头脑的狂热，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已，无法刹车，只好促使“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家破人亡悲剧提早来临。

如果不是皇帝本人发动的兼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抄家，这场大崩溃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这倒有点类似索罗斯对于东南亚经济的骑劫行动一样，立马使新马泰韩几个小虎，陷于风雨飘摇之中。皇帝翻脸，朝廷失宠，内外夹攻，贾府完蛋，连锁反应便接踵而来，声誉贬值，信用降低，内库空虚，收支失衡，头寸奇缺，周转不灵，告贷无门，拯救乏人，这场没顶之灾，便把两府搞垮了。

大快活，必伴着大不快活；穷奢极欲的省亲活动，是使荣宁两府败落的直接原因。其实，柳湘莲对贾宝玉说，贵府除了一石狮子干净外，其他真是不敢恭维，确也道出旁观者清的真实想法。贾府上上下下的挥霍浪费，腐败浮靡，道德沦丧，人心颓废，也早埋伏下失败的祸根。

当我们随着林黛玉小姐，投靠其外祖母家，舍船乘轿，来到金陵这条街上时，看到门口有石狮子蹲着的敕造宁国府和荣国府，看到那十来个门房、传达、警卫、保安之类的人物，已是气度不凡，便不禁疑问，这样气派，这样豪华，是什么经济力量在支撑着的？《红楼梦》一书就是从这里揭开序幕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贾宝玉出现，众人像捧着宝贝似的簇拥着。那么，究竟是谁养活这位公子哥儿？还有，除他以外的上自两府最尊崇的老祖宗贾母太君，下至府里最低层近似白痴似的傻大姐，男女数百口人的衣食住行，这一笔庞大的开支，若折合今天的计量单位，究竟是怎样巨大的数字，大概很少有读者能说出个所以然的，至今也不见哪位红学家给我们指点迷津。

第五十三回，那个庄头乌进孝千里迢迢来到宁国府，向主子缴纳田赋和许多贡物，看到那一长串物品清单，这才略略领会，能够维系这两府财政运转的主要支撑力量，正是那些离京城路程大概要“走一个月零四日”的众多庄园。是那些农民所创造出的财富，才使得他们有肆意挥霍的可能。

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和前辈杜甫一样，不惮其烦地将物品与数量一一写出来，使我们知道，这种封建社会里贵族地主的庄园经济的许多细节。连“孝敬哥儿姐儿玩意儿：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也未在笔下遗漏。那么可知主子们一切吃的、用的、玩的，无一不是来自庄园农民。

从书中看，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之上的。两府主要靠庄园维持，没有其他工业、手工业、商业收入。只有薛姨妈家是皇商，还开设有若干当铺，算是例外。那个未过门的儿媳妇邢岫烟，就因穷困，将衣服送进了自家的当铺里过。还有王熙凤放高利贷，甚至连过手发放的工资，也拿出去放款收息。这种由她出资，而由娘家陪嫁人来旺儿和来旺儿家的管理的资本经营，也可算一个畸形的例外，除此，两府的全部欢乐，都是建筑在庄园农民身上的。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些押送大批农产品进京贡献的役夫，仅大米柴炭一项，重量也达数百吨之多。那时没有集装箱，没有高速公路，全靠马车人力，踩着四五尺深的雪，长途跋涉，就绝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了。比之时下的新马泰十日游，在芭提雅看人妖，在牛车水吃海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可见，贾府里上上下下的浮华奢侈、靡费消耗的生活，正是靠剥削这些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才使拥有封建特权的贵族阶层，那荣宁两府里的数百口人，吃香喝辣，锦衣玉食。

乌进孝是宁国府委任的在“外头”经营庄园的代理人中的一个。“外头”，显然指关外的东北地区了。听贾珍的口气：“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他原计划这个乌进孝能给他带来五千两银子，约合人民币四十多万元。但由于“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灾，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所以，只收到原计划数的一半数目，这使西府里的贾大老爷，很有些不高兴了。

我们权且这样折算一下：假定不发生任何灾害，假定宁国府的每个庄园的面积，大致相等的话，那么贾珍每年从田庄的收入，除实物外，光田赋一项，应该有四万两银子，也就是人民币数百万元的进账。而那府，也就是荣国府，收入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因为乌进孝说过：“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荣宁两府每个年度要从关外庄园，获取到的货币总量（实物不计在内）约十万两银子，也就是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左右。

这是个巨大的数字。贾府全部的快乐，是建筑在这十万两银子上面的。而且，事实上贾府的资财来源，并不仅仅就是这些。还应包括元春娘娘的宫中赏赐，尽管按他们的胃口认为不算什么，但也不会太少。皇家对贵族的年俸和例银，我们知道八旗制度下的这种恩赏，也足以使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才渐渐变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以及其他的隐性收入，例如江南甄家为逃匿官方抄没而转移来的存银，例如林黛玉的父亲死后，那位盐政官的肥缺所积累下的巨额财产，自然要随着遗产的得益者而归属于贾府。

如许万贯家财，养活着从主子到奴才的一干人众，摊在每个人头上，每年近万元之多。然而只有无穷无尽的消费，从未考虑再生产和增值，焉有不败之理。薛宝钗替史湘云操办螃蟹宴，一顿下来，吃掉了七八十斤，按时价计算，至少也要一万多元。那些吃得开心的人，压根儿也不想“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铺张浪费。所以，穷困，对一个人来说，自然是不幸，但能不能由此断言，富裕，就必定会带来幸福呢？生活的复杂变化，有时是绝无规律可循的，穷困，说不定产生出自强的动力；而富裕，倒会使薄弱的意志，禁不起物质的**而陷入败亡的危机之中。

这样一个年收入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贵族家庭，即使超量消费，也不应该造成这种寅吃卯粮的局面。但由于一个个过着浮靡无节、醉生梦死的生活，花钱如流水般地大量耗费，以耗费为荣，以耗费为乐，最后，物极必反，走到尽头，天怒人怨，于是，抄家籍没，削爵充军，两府也就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金钱在促人腐化、诱人堕落、使人失败、走入歧途方面，具有特殊的催化和加速作用，这是古今都验证了的真理。现在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贪官，无一不是被金钱的驱动而犯罪的。正是贾府这大量钱财，才使得荣宁两府遭到覆灭的命运。

如果找寻《红楼梦》里这个大家庭破败的原因，除了元妃省亲造成可怕的泡沫经济和全体成员陶醉在假繁荣中，失去最后一点清醒外，那么，更具体地推究起来，第一，应该归咎于这个群体中，属于统治阶层的男性成员，大多数已经蜕化为唯知享乐、无能弱智的一伙，都在比赛着昏天黑地，胡吃海喝，乃至荒**无耻，胆大妄为。这些人对于家族的经济运作状况，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明白人，都是糊涂蛋。

唯一正经的，应该算是当家人的贾政，也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庸碌之才。由于他的低能，当官未见其有何政绩，为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那么退而当一家之长吧，可实际权力又被他妻子的内侄女王熙凤把握，他不过是个牌位。除了在书房里和那些清客们下棋，见了他儿子贾宝玉瞪眼睛外，简直无所作为。作为一个社会人，缺乏最起码的理财观念，不一定表明他多么清高，相反，却证明他的糊涂与愚蒙。尤其担负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领导者，置经济事务于度外，等到出了事，才在那里跌足哀叹，做悔之晚矣状，那完全是在装孙子。严格地说，贾政不仅是不称职的官员，也是失职的一家之长。当然，如果一棵大树已经从内部蛀空了的话，即使他有补天之才，也是无能为力的。但他的了无作为，信任非人，坐而论道，治家无方，其实不过使这个家庭败落得更快罢了。

第二，把具体掌管钱财的重任，委托给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敛财成性，权势嚣张的王熙凤手里，实际上等于将一群羊交给一头狼来管理，只有任其屠宰了。这个女人心毒手辣，多谋善变，瞒上欺下，行为狡狯。一方面，她让鸳鸯从老太太那里偷出来东西，押到当铺里换出钱来用；另一方面，她又让来旺儿替她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一方面，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破坏人家婚姻，收取大量酬金；另一方面，疯狂报复，杀人害命，连眼皮也不眨。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一旦权力落在了一个不正派的人手里，而失去任何监督与制约的话，就要出纰漏。尤其像王熙凤这样，上有贾母、王夫人的保护伞，下有一群为虎作伥的爪牙，权力便如虎添翼，使她更加作恶多端而不可收拾。贾府的败亡丧钟，是自抄家开始正式敲响的。其实，秦可卿死前的托梦，已经警告过她。可她机关算尽的聪明，全用来聚敛个人的财富，而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却是经她的手，将其推下了深渊。因此，用什么人管钱，或者将财权是交到清廉的人，还是贪婪的人手里，是主政者不得不费思量的大题目。

第三，也要看到，整个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姐丫鬟、主子奴才，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有一点经济头脑外，余下的，皆浑浑噩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钱财为何物。邢岫烟的一张夹在书里的当票，被史湘云发现了，不知为何物和晴雯病了，付大夫诊费，麝月却不知戥子如何用，也许不该受到苛责，但像贾政全不知经济，手下的李十儿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而听之任之，这与他儿子贾宝玉对麝月说，你就随便捡一块给他就是了，如出一辙地懵懵懂懂，正说明了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经济上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一个家庭，一个社团，甚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准备，不知开源节流的重要，更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连一点紧迫感也不具备的话，那么，除了坐吃山空外，也就只有等着家败人亡了。

探春是看到这个家庭败象丛生的危境，才在她受命与李纨、薛宝钗，三驾马车对大观园实行领导的过程中，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改革。草归谁修，花归谁种，鱼归谁养，竹归谁管，这样，王熙凤那里的财政拨款，每年可少支出四百两银子，而且经营者能够小有获益，必然肯尽心尽职。虽然宝钗开探春的玩笑，说她利欲熏心，但大家还是认为她兴利除弊，做了一件好事，予以肯定的。

但是，任何改革，作为试点采样，在小范围里实施，取得成效以后，若是无全局的改革思路为指导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地推开，那么，探春的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便注定是短命的行为。这些小修小补，小改小革，对于这个将要倾倒的大厦来说，独木难支，根本无济于事。四百两银子，不过两万多块人民币，对于每年十万雪花银千万元来说，简直太不算个数目了。

一个不事生产、唯知消费的群体，是注定要没落的、衰微的。《红楼梦》中贾府的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经济是基础，基础垮了，上层建筑也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结果自然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历史的可贵，就在于提供人们教训，这个贵族之家的覆灭，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吗！《红楼梦》的伟大，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所以，《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有许多人终生在捧读它，每个研究者，无论从哪条途径，何种方位，什么角度，任何基点去接近它、去深入它，谁都不会从这座宝山空手而返的，这正是它的不朽之处。多年来红学家的努力，对这部书和书作者，在史实的考据，谱牒的开发，评点的探讨，版本的搜集，续作的推敲，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入开掘，政治价值社会意义的评价估计……各个红学分支，都有了可观的发现和进展。但若是对于《红楼梦》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考察，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多的研究，产生更多的成果，那么，对于这部传世之作的认识，大概才称得上近乎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