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初到西河镇时，逢人就说，我是来报恩的。

他同爷爷说这话时，爷爷问，你来报什么恩？

赵老师说，替我父亲报恩。

父亲在一旁马上接口说，你是个大孝子，我们西河镇没有孝子，正缺呢！

爷爷说，别在生人面前瞎说。

父亲说，是你说西河镇几十年无孝子，要我一定当个孝子的。

爷爷踢了父亲一脚。正好踢在父亲的脚趾上。那几只在搬石块垒墙抵御驴子狼时砸伤的脚趾，一直没有全好，当即流出一股脓血。

赵老师说，虎毒不食子，你怎么能对孩子这样下死力踢。

赵老师的妻子蹲在地上用一条小手绢将父亲的脚趾包起来。

后来，在我能听懂大人们的话时，我至少有三次在半夜被父亲母亲的动作弄醒，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赵老师妻子的手在他脚上触摸时的感觉，比他现在摸着母亲**的感觉还要奇妙。

爷爷当时几次想开口撵开那个替父亲包裹伤口的女人，又总是无法开口。

我是来替父报恩的这句话，赵老师一生中说过三遍。

第二遍是在国民政府军全面溃败后，土改将要开始之际，赵老师的妻子要他随她一起离开西河镇。赵老师说他要替父报恩不能走，任凭妻子哭得像个泪人儿，他也不动心。

第三次则是女儿习文无力进县城读书时，习文要他找胡校长疏通一下，挪个窝，换个环境。赵老师说，父令在身，不敢有违，人死后，魂也得守在这个地方。

赵老师的父亲要赵老师来报什么恩，赵老师至死也没有说出来。赵老师说，是他父亲没有来得及说。他父亲准备在学校建起来后再告诉他原因。按原先的打算第二年就可以让学校开学，到时候搞一个庆典，他父亲要从南京赶来参加。由于局势混乱，学校到一九四九年初才建起来。这时，赵老师的父亲在解放军攻陷南京之际，不知被哪一方的炮弹炸死了。

爷爷在他真正过八十岁生日那天，由于没有酒肉，话便特别多。他说，自己这一生还从未见过像赵长子这样的人，为了一句话，甚至是没有弄明白的话，而终生死守，这样信守诺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真君子，一种是真傻瓜。我问赵老师是哪一种，爷爷说他想了一生也没想透，他若是真君子，那西河镇不就全是小人？他若是真傻瓜，那西河镇不就满街都是诸葛亮，那还用得着他教书识字吗？

这一切都可以不管，因为，除了爷爷以外，我从未听见别人提起过赵老师来西河镇报恩这件事。总而言之，西河镇的人，只记得那次赵老师带来数不清的银钱。

赵老师是坐小火轮到兰溪起岸，再沿浠水河、白莲河和西河来到西河镇的。这一点有一九六六年五驼子和金福儿造反时，从赵老师屋里抄出来的船票作证。

赵老师的钱是从南京寄来的，这一点不要任何物证，爷爷就是活证明。那时，爷爷常背着那杆土铳，到县里帮赵老师取钱。每次都要请两个挑夫，轮流挑大洋，一口气不歇地往回赶。那几年，路上的抢匪很多。头一回取钱赵老师就相中了爷爷，他把请挑夫的事都托付给爷爷。赵老师的妻子对爷爷说，他们一眼就看出爷爷是西河镇最能干、最聪明的男人。

那女人说，她在西河镇挨家挨户转了几圈，也觉得信得过的只有爷爷。

在后来的四十几年中，爷爷许多次对父亲和我说，他那时被这女人的几句话说得连脚后跟上的血都涌到头上，拼命想做个男人样子给她看，不然在差不多十几次的取钱过程中，他只要做一次手脚，装作被抢匪抢了，藏下那担大洋，过一阵子再拿出来花销，不是富翁也是富翁。

爷爷每次告别赵老师和他妻子后，揣上银票，就去找两个老实巴交的人做挑夫，上面的货都是抢匪看不上眼的瓷器或陶器，大洋就放在那些货物的底下。抢匪也都是极精的人物，只要有主人跟着，挑的货越贱，他们就越抢，因为贱货里面往往都是贵重东西。爷爷跟着挑夫一点也不像货主，抢匪也就真的以为他们是做小生意的，便懒得打起呼哨冲出来劫路。

所以，爷爷总是对父亲和我说，如果你们认为赵长子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爷爷辛辛苦苦跑一个来回，就只想换得赵老师的妻子对他一笑，并用吴越软语说，谢谢你，你吃苦了。然后从旗袍里面抠出一个小包，打开来，取出两枚带体温体香的大洋赏给爷爷。爷爷对这两块大洋爱不释手，闻了又闻，看了又看。越是这样越保存不住，渴望时，他只好去找别的女人，而这两块大洋，十有八九当时就落在女人的**。偶尔有一两回例外，但在爷爷手上绝对搁不到第三天。

用这许多的大洋，赵老师终于在西河镇盖起一座漂亮的洋学堂，还买了许多田地，请了三十几个长工来种粮，再用卖粮的钱雇教书先生。在土改开始之前的两年里，西河镇的孩子上学，只需要在报名时到学校礼堂的赵家祖宗牌前，磕三个头，烧几根香，再歌颂几句就可以，其余一应开销全由学校包了。

七岁那年，我启蒙上小学时，在报到处碰见赵老师。

父亲拉着我的手对赵老师说，那年我在你手上启蒙时和学文一般大，你给我发了一块大洋作贺礼，还发了一套校服。

赵老师说，校服是现在的叫法，那时叫学生服。

父亲说，可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掏钱，还是你那时好！

赵老师说，不不，我那是精神压迫，是杀西河镇的威风。

父亲说，你的地主帽子早摘了，还怕什么呀！

关于父亲对赵老师向来抱有好感一事，我始终认为与父亲童年的经历有关。赵老师的学校开学时，县长都来了。因为是洋学堂，镇内镇外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想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此地的第一个洋学生。然而，赵老师却将这份荣耀给了父亲。父亲是这所学校登记在册的第一个学生。那一届学生的名字至今还刻在学校礼堂内的花岗石板上，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按赵老师最初的设想，往后每一届学生的名字都要刻在用花岗石镶嵌而成的墙壁上。实际上，只刻了两届。赵老师土改时被划成地主，学校被新成立的镇政治课没收后，他的一切设想都变得连臭屁都不值。到后来五驼子和金福儿造反时，大家都怕挨批判受牵连，一些人用锤子将石板上自己的名字砸掉了。只有父亲和少数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被饿死的人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父亲启蒙那天，赵老师的妻子亲自给他洗脸梳头，然后换上学生服。站在一旁的爷爷对他生出妒忌来，借口父亲不懂礼貌，上去在父亲的脸上揪了一把。

县长亲自给父亲发了文具和课本，又和父亲一道将一朵大红花献给赵老师，并在随后的讲演中，代表全镇人感谢赵老师为西河镇子孙万代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父亲童年的讲演，两年以后就开始成为西河镇人心中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