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不仅是中国文人相轻相整的顽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残的悲剧。
我记得还存在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时的旧上海,租界的行政当局,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以他们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贯做法,来统治中国人的。
据老人讲,上海最早引进有轨电车,是分等级的。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坐三等。随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多起来,也被允许坐进头等。这种既带有种族歧视、更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是中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阴霾记忆。
等我十几岁时读中学,四十年代,租界没了,可车厢上头等、三等的标志,依然不变。但是,为什么没有二等?始终是个谜。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说,上海旧时,除了白种的外国人,还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们次于洋人,高于国人,他们有资格在头等车的后面,或三等车的前面乘坐。所以,西服革履者,中式长衫者,为头等车乘客,穿短打者,则为三等车乘客。其间夹着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种,是谓二等。
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希望有识者能够指点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清同治年间,这样算来,乘车的不平等,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大概“适者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积久成习,习以为常,也就逆来顺受,竟认作是一种必然的规矩。好比在门窗紧闭、空气浑浊的屋子里关着,待久了,也就习惯了缺氧,适应了污秽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规定。都是纳税公民,都是花钱打票,为什么分三六九等?但中国人当顺民太久太久,中国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于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长衫党,还是短打党,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边的车,还是上后边的车。
上海话里,还有专门奖励那种明白人、聪明人的褒语,叫“门槛精”。
“门槛精”的人,不吃亏,“门槛不精”的人,就会吃“排头”。“排头”是沪语,相当于“排揎”,相当于“挨剋”。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阿木林”。这也是沪语,相当于“外行”“笨蛋”,灰溜溜地下车。差一点的,就会被售票员拉扯着推下车,还冲脊梁骨骂一声“屈死”。“屈死”者,上海话的“死人”也。
我之所以用这类原生态的沪语,来描写当时的状况,就因为我亲见亲闻拥有这种话语霸权的上海人,马上就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门槛甚精”的得意,是很让人感到讨厌的。听到那些嘀里嘟噜的上海话,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做奴隶也许并不可耻,以做奴隶为荣、以张扬奴隶精神为荣、以践踏别的奴隶为荣,这就十分可恶了。
据说,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要收拾其弟曹植,限其七步作诗一首,倘作不出来,便要他的好看。曹植便口号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千古流传的名作。“口号”,即不落笔墨,脱口而出,表明诗人的捷才,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绎,陈思王的集子中,并没有这首所谓的“七步诗”。但这种同类互残、相煎甚急的痼疾,也并不属于文人的专利。当然,文人整文人,是相当不客气的,而政客整政客,就更谈不上温良恭俭让了。曹氏兄弟,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那么这种相煎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了。
即使从正史看,曹植一辈子,也是活得很不开心的。他哥哥称帝后,他俯首称臣,大唱赞歌,他哥哥的儿子接位后,他仍旧要俯首称臣,继续大唱赞歌。我想他不一定会快活,凭什么我就要给你唱,而你为什么就不该给我唱?他内心深处,未必认命永远做一个三等车的乘客。然而,头等车内就不给他留位置,如果他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说不定最后连上三等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所以,在上海,到了很晚很晚的四十年代,租界早已取消,至少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头等三等那一页终于翻过,但那些从郊区到市区里来做小生意的农民,还是恪守着殖民时期的乘车法则,哪怕前边的车厢人少,后边的车厢人多,也努力地主动地挤着上后边的车。
等级意识,便是封建帝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的统治手段。《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里的宝玉喝茶,小红给他倒水,这区区小事,竟成一次风波,很足以反映中国人奴化意识之久、之深、之不可救药。也说明了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三百多年,提倡奴才思想,巩固奴才意识,规范奴才行为,束缚奴才思想,可谓成效卓著。怡红院里的丫鬟小红,是级别较低的奴才,属于三等车的乘客。不该她倒这杯水,她倒了,当了一回头等车乘客,应该倒这杯水的,没倒成,小红为她的这次僭越行为,遭到一阵讨伐。
起因是贾宝玉想喝茶,叫了几声,怡红院里没有人答应,他只好自己动手。小红本是外围的丫头,这一次,碰巧了,级别较高的奴才如袭人、晴雯,次高的奴才如麝月、绮霞,都不在,级别低于次高的奴才秋纹、碧痕,去拎洗澡水了。于是,小红出现在主子面前,进了主子的视线内。
那贾宝玉,不认识他的奴才。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鸦鸦的好头发,挽着髻儿,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宝玉便笑问道:“你也是我屋里的人么?”那丫头笑应道:“是。”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爷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眼面前儿的,一件也做不着,那里认得呢?”
她也许有更多的酸溜溜的话要说,可是,自认为是头等车的乘客,出现了,打断了她。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秋纹、碧痕,一个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一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来看时,并没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找着小红,问她方才在屋里做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呢?因我的绢子找不着,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儿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就来了。”
不管她怎么解释,碧痕、秋纹就是不信,奴才最能欺侮奴才,正如都是狗,大狗总是要欺侮小狗。其实,她用得解释吗?这就是三等车乘客的天生自卑了。然后秋纹所发表的这段“奴才等级”论,就大有上海那“门槛精”者的明白了。
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着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么?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这段小插曲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发生在清朝康、乾年间的事。满清进关以后,干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使得所有的中国人,在强迫命令下,在潜移默化中,都认准自己是奴才。
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当时的中国人,一言以蔽之,统统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高自己一头的那个人的奴才。一部中国封建史,也是一部中国奴才史。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贵族生活的书,说白了,应该是一部写大奴才和小奴才的书。就以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说,他给康熙上奏折,也是自称奴才的。贾府的管家赖升,这个全府奴才的大总管,他在家里也是众多奴才侍候的老爷,有一个园子比大观园小,管理得比大观园好。有一个儿子当了县令,官做得比贾府小,可贾政还得找人家贷款。然而到了贾府,赖总管还是奴才。贾府何其赫赫扬扬,荣宁二府,奴才足有数百,前护后拥,神气活现,一见了宫里来人,哪怕是个老公,连忙低三下四,到得皇帝那里,就更是一脸一身的奴才相。
贾政的女儿元春,入宫当了皇妃,按理他是国丈,元妃省亲,他得跪在那儿口口声声称臣。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全是奴才,奴才哲学的精髓,就是“等级论”。以做高一点的奴才为荣,以戕害低一点的奴才为乐,也就成为奴才生存的价值法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也就是这种堂而皇之的当奴才,理所应当的当奴才,视作再正常不过的当奴才,毫不以为悖异的当奴才的惰性,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多久,中国人做奴才的历史也多久,甚至,封建社会已成为历史,这种惰性的余绪,还继续在起作用。
包括挺革命、挺马列、挺现代、挺左派的知识分子,保不齐那奴才哲学,阴魂不散,给别人,给自己,大念“等级论”这本经的。
“文革”期间,我被关进“牛棚”。“牛棚”者,不是监狱的监狱也。将中世纪的私刑制度,赋予“无产阶级专政”色彩,这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创造。当时,每个单位都设有这种内部的执法机构,政由人出,刑由人施,绝对是凭灵感、冲动,随兴所至,任意而为,整个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我所在的工程队,牛鬼蛇神不多,可供滥施**威者甚少。于是,把一个其实不够走资派的科级干部,打成走资派。
当将他羁押起来,与我关在一起,他马上提出抗议,不愿与我为伍。为什么?他说,我是“右派”,他是“左派”,我是“黑五类”,他是“红五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造反派,根本不管这一套,将他推进棚里,差点来个嘴啃泥,呼啸而去。他爬起来,茫然了一会儿,很快,那等级的优越感又浮现在脸上,看着我这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人,与他作为坐头等车的人,同处一室,气不打一处来,说了一句,“我和你不一样!”板着脸,与我保持距离。
磨合了好几天,他才放下一点架子,将看过的《参考消息》恩赐我一阅,而且总要说一声,这是你没资格看的,脸上还要露出头等车乘客的那份自得。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贾宝玉病后,喝火腿鲜笋汤,让芳官为他吹凉一点,随后,曹雪芹所写出来的几个级别的奴才,那神态、那语气、那表演、那狼狈,便可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奴才的等级观,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了。
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她不老成,仔细打了碗,等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她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槅儿来了?”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她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她。”
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她不出去,说她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她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她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
芳官干娘,先被晴雯啐斥,后遭小丫头们数落,当然是活该,这比《红楼梦》里自认为是贾府第一忠心耿耿的奴才焦大,被塞一嘴马粪,更不值得同情。焦大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认为他抬起一条腿来,也要比别人高出一头,他忘了在等级社会里,你奴才的那条腿,抬得再高,高不过比你大的主子。如与我同关一棚的那位棚友,以为自己“三代红”“代代红”,能有资格看《参考消息》,就具有某种优越,具有某种殊遇,那就错了。在造反派眼中,你已是草芥之辈,就不会买你的账了,照收拾不误。
如同在贾府老爷眼中,焦大不过一个喝多了黄汤、胡说八道的混账行子,即使你说的句句是真理,老爷也不爱听,越真理,越不爱听。“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这句话,是奴才生存必须懂得的真谛,你妈把你生在哪个“一半儿”,你就永远属于哪“一半儿”。谁要逾越了这“一半儿”的等级限制,轻则叫做“不安分”、叫做“不识相”,重则叫做“躐等”、叫做“僭越”,分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了。
但对怡红院里,那些对芳官干娘啐斥者,数落之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振振有词,不也蛮滑稽的吗?《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大可不必像旧时有租界时的上海人,看到一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乡下人,错上了头等车,完全用不着鄙夷之、嘲笑之、“洋盘”之、“阿木林”之,而逞一时之快的。
此时此刻的晴雯,如果稍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大可不必那样张牙舞爪,得意非凡。尽管她是贾宝玉心目中比袭人还要看重的级别最高的丫鬟,尽管她在这个怡红院里,过着优越的日子,比之当时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更为娇宠的地位,然而,她忘记自己其实是个丫鬟,是个奴才。等到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时,她会不会想起假称宝玉的意思,将那个偷了镯子的坠儿撵出怡红院,还凶残地用簪子向她手上乱戳时,骂过的话呢?“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
其实,晴雯不也是在打嘴现世吗?
在大观园这次扫黄运动中,王夫人查抄怡红院时发表的讲话,针对晴雯所说的那些,使我想起乾隆对于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训斥。因为在主子的眼里,无论是有学问的文人,还是有容貌的丫鬟,都是奴才。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人,不把你当人看,你就不是人。
因此,奴才之间的相煎,说来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徒为人笑耳。
沈德潜与钱陈群余尝谓江浙二老,施恩则同,而守分承恩则沈不逮钱远甚。德潜,吴中诸生,久困场屋。乾隆戊午举于乡,年已七十,其成进士、选词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职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迁礼部侍郎,命在尚书房授诸皇子读。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濒行,呈所作《归愚集》,吁赐序文。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笑俞所请,因云:“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盖异数也。
可以想象,这位江南老名士,在乾隆没有跟他翻脸以前,该是如何的不可一世了。当他混到肩舆进宫,御前赐座,切磋时艺,探讨诗文,别的文人,还有谁能在他的眼里?袁枚在《随园诗话》一书中,讲过他与这位“上书房行走”的文人一段书信来往的故事。
本朝王次回《凝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曰:“《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
读袁枚文,看似理直气壮地为人打抱不平,我看多少有些自我标榜。第一,他想面晤这位大佬直陈己见的机会也不得,只有通过写信,说明地位相差悬殊。因为沈是官居一品的大员,袁不过是名士而已,不给他这个脸。第二,他是否写了这封诘难的信,姑且存疑,就算真的在沈德潜如日中天时冒犯过,老先生不予置理,不给回答,他的这种抗议,不也屁用不顶,说了也是白说,也许压根没说。
如果袁子才不识相,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侠肝义胆,跑到老先生那儿去严词责询,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他只消在乾隆爷的耳朵根嘀咕上两句,就吃不了兜着走。文人要相煎起来,比起《红楼梦》里的那些丫头,就不是光斗斗嘴的事了。
所以,那些能够在权力圈里厮混的文人,绝对是他同行的危险因素。
由此想到,沈老先生红得发紫的时候,跟晴雯在怡红院里一样,想必是很张狂的,不把别的奴才放在眼里的。晴雯是个没文化的丫鬟,也许不一定识字,冲她任性地撕扇子,固然娇憨可爱,但也欠缺教养这点,说明她想不到那么长远,想不到以后会被逐出园子。沈德潜难道会不懂得奴才的命运是主子掌握着的吗?哪怕你死了,也不会放过的。
沈归愚尚书,服官数十年,旅进旅退,毫无建树,高宗徒以其捉刀之故,独宠着不衰。《乾隆御制诗》,半为归愚所作,其他亦必为归愚润色者也。归愚卒后,帝闻其泄捉刀事于外,不觉大怒,乃借徐述夔案,追夺阶衔祠谥,扑其墓碑。(清·佚名《啁啾漫忆》)
晴雯,那美丽丫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这个“后悔”,百分百是为了她的爱,自然是很令人为之感动;可是,这个“后悔”,却丝毫意识不到她只不过是个奴才,是个相煎何急的奴才,死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这就教人觉得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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