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书记买官卖官为何能得逞
由公民举报豪华办公楼牵出“白宫书记”牵出迫害举报人事件，到最终真相大白“白宫书记”被查处。经查“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后大肆卖官，然而买官者现在还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现代快报7月19日）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买官者，在东窗事发后却仍然能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至少在阜阳市，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闻事件了，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年前，即2004年就已经发生在“白宫书记”张治安的身上——当他向原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行贿10万元当上了颍上县副县长的事情败露后，仍旧稳稳地坐在他颍泉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并且像已经落马的张华琪一样，开始大肆受贿卖官，轻而易举地以n倍的回报（究竟多少倍，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收回了当初买官的投入。因此，卖官者张治安倒台后，经他手的买官者的遭遇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罢了——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第几次的“历史重现”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次“历史重现”
古谚云“千里做官只为钱”对于买官卖官者而言，尤其是如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傅山认为贪官捐官与老鸨买妓差不多，都是为了赚钱，此说虽稍嫌尖刻，却是一针见血——如果要在当代的买官卖官者的脑袋里找出半个实现某种为国为民、利物济人的政治抱负的分子，恐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卖官者本身就是现成的贪官，这且不说；凡买官成功者，上任后亦必为贪官，因为其投入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由于他或她的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他或她必须比其他通过正常途径升迁的贪官在纳税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钱，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此意义上，这种贪官尤其可怕，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尤其大。
驱利避害，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人们总是想花费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此乃人性之常，根深蒂固，恐怕非仅仅停留于表面文章的道德教育所能改变；也不会有人屁股一坐上政府官员的宝座，一下子就变得像圣人或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与权力的接近将更加腐化人类的心灵，并激活贪婪、懒惰等一系列的人性弱点。因此，克服这一类的人性弱点必须在求助于某种外在强制力量的前提下，再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即是制度的约束力。同样的道理，贪官的大行其道，或政府部门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我们也应该于制度的约束性力量的缺失上求其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并不恨贪官，甚至还同情贪官，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即制度缺失的受害者；而且，就算我自己当了官，我也很难担保自己不会做贪官，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着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但是，我痛恨培养贪官的土壤。
与其他形式的政府腐败一样，买官卖官之所以容易得逞，不外乎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之两大主因。就拿买官卖官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途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就任命的程序来说，一般要通过某一行政级别的常务委员会的表决，其决策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往往会被“一把手”的个人意志所扭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个幌子，做做样子罢了，而“集中”则成了“一把手”的“集权”——凡“一把手”提出来的建议，几乎没人敢出头表示反对，因为，反对的成本太高，损人不利己；何况，如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所说的“委员会一般最终都能达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因为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预期他在一个问题上的让步，会在其他问题上得到回报。”即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延期补偿”关系。久而久之，将习非成是，并在官僚系统中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或非正式的“制度惯性”再加上国人在几千年的帝国时代形成的“权威性人格”的推波助澜，每个官僚组织的“一把手”很容易形成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的“政出一人”的“家天下”的局面。另外，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中，缺乏独立于行政权力，且具有与行政权力进行平等与有效地谈判的能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及作为公民的一些不可让渡的最基本的权力，是一种克服和抵制官员权力滥用现象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且，权力的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将互为表面，因为过分集中的权力将增加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将时一步加剧权力的集中状况——在上述两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大大地降低了官员的违法成本，增强了他们的违法动机，甚至将使他们在贪欲的支配下，变得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白宫书记”张治安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他可以操纵各种政府资源，对举报他的人进行任意的打击报复，而公民李国福却因举报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管子八观云“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买官卖官大大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关系着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生死存亡。从张治安买官卖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颍泉区重要职能部门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是通过买官卖官上台的，而那些买官者与卖官者除了一次性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买官者对卖官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忠诚”的长期交易，这在事实上巩固和加强了张治安在颍泉区“一手遮天”的“家天下”局面，加速了颍泉区官场的“黑恶化”俗话说，除恶务净，因此，对于张治安买官卖官案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应对颍泉区官场来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将己经查实的所有买官卖官全部撤换，并依法惩处。同时，由于政权的获得与今日中国繁荣稳定的局面十分来之不易，为了确保长治久安，恐怕中央政府应该从治本的角度着手，在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前提下，进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建设，加快政治转型，变传统的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从制度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也相信，我们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决心做到这一点。 由公民举报豪华办公楼牵出“白宫书记”牵出迫害举报人事件，到最终真相大白“白宫书记”被查处。经查“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后大肆卖官，然而买官者现在还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现代快报7月19日）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买官者，在东窗事发后却仍然能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至少在阜阳市，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闻事件了，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年前，即2004年就已经发生在“白宫书记”张治安的身上——当他向原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行贿10万元当上了颍上县副县长的事情败露后，仍旧稳稳地坐在他颍泉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并且像已经落马的张华琪一样，开始大肆受贿卖官，轻而易举地以n倍的回报（究竟多少倍，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收回了当初买官的投入。因此，卖官者张治安倒台后，经他手的买官者的遭遇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罢了——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第几次的“历史重现”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次“历史重现”
古谚云“千里做官只为钱”对于买官卖官者而言，尤其是如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傅山认为贪官捐官与老鸨买妓差不多，都是为了赚钱，此说虽稍嫌尖刻，却是一针见血——如果要在当代的买官卖官者的脑袋里找出半个实现某种为国为民、利物济人的政治抱负的分子，恐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卖官者本身就是现成的贪官，这且不说；凡买官成功者，上任后亦必为贪官，因为其投入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由于他或她的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他或她必须比其他通过正常途径升迁的贪官在纳税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钱，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此意义上，这种贪官尤其可怕，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尤其大。
驱利避害，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人们总是想花费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此乃人性之常，根深蒂固，恐怕非仅仅停留于表面文章的道德教育所能改变；也不会有人屁股一坐上政府官员的宝座，一下子就变得像圣人或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与权力的接近将更加腐化人类的心灵，并激活贪婪、懒惰等一系列的人性弱点。因此，克服这一类的人性弱点必须在求助于某种外在强制力量的前提下，再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即是制度的约束力。同样的道理，贪官的大行其道，或政府部门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我们也应该于制度的约束性力量的缺失上求其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并不恨贪官，甚至还同情贪官，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即制度缺失的受害者；而且，就算我自己当了官，我也很难担保自己不会做贪官，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着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但是，我痛恨培养贪官的土壤。
与其他形式的政府腐败一样，买官卖官之所以容易得逞，不外乎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之两大主因。就拿买官卖官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途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就任命的程序来说，一般要通过某一行政级别的常务委员会的表决，其决策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往往会被“一把手”的个人意志所扭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个幌子，做做样子罢了，而“集中”则成了“一把手”的“集权”——凡“一把手”提出来的建议，几乎没人敢出头表示反对，因为，反对的成本太高，损人不利己；何况，如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所说的“委员会一般最终都能达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因为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预期他在一个问题上的让步，会在其他问题上得到回报。”即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延期补偿”关系。久而久之，将习非成是，并在官僚系统中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或非正式的“制度惯性”再加上国人在几千年的帝国时代形成的“权威性人格”的推波助澜，每个官僚组织的“一把手”很容易形成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的“政出一人”的“家天下”的局面。另外，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中，缺乏独立于行政权力，且具有与行政权力进行平等与有效地谈判的能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及作为公民的一些不可让渡的最基本的权力，是一种克服和抵制官员权力滥用现象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且，权力的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将互为表面，因为过分集中的权力将增加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将时一步加剧权力的集中状况——在上述两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大大地降低了官员的违法成本，增强了他们的违法动机，甚至将使他们在贪欲的支配下，变得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白宫书记”张治安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他可以操纵各种政府资源，对举报他的人进行任意的打击报复，而公民李国福却因举报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管子八观云“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买官卖官大大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关系着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生死存亡。从张治安买官卖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颍泉区重要职能部门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是通过买官卖官上台的，而那些买官者与卖官者除了一次性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买官者对卖官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忠诚”的长期交易，这在事实上巩固和加强了张治安在颍泉区“一手遮天”的“家天下”局面，加速了颍泉区官场的“黑恶化”俗话说，除恶务净，因此，对于张治安买官卖官案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应对颍泉区官场来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将己经查实的所有买官卖官全部撤换，并依法惩处。同时，由于政权的获得与今日中国繁荣稳定的局面十分来之不易，为了确保长治久安，恐怕中央政府应该从治本的角度着手，在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前提下，进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建设，加快政治转型，变传统的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从制度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也相信，我们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决心做到这一点。 展开全部内容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买官者，在东窗事发后却仍然能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至少在阜阳市，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闻事件了，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年前，即2004年就已经发生在“白宫书记”张治安的身上——当他向原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行贿10万元当上了颍上县副县长的事情败露后，仍旧稳稳地坐在他颍泉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并且像已经落马的张华琪一样，开始大肆受贿卖官，轻而易举地以n倍的回报（究竟多少倍，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收回了当初买官的投入。因此，卖官者张治安倒台后，经他手的买官者的遭遇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罢了——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第几次的“历史重现”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次“历史重现”
古谚云“千里做官只为钱”对于买官卖官者而言，尤其是如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傅山认为贪官捐官与老鸨买妓差不多，都是为了赚钱，此说虽稍嫌尖刻，却是一针见血——如果要在当代的买官卖官者的脑袋里找出半个实现某种为国为民、利物济人的政治抱负的分子，恐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卖官者本身就是现成的贪官，这且不说；凡买官成功者，上任后亦必为贪官，因为其投入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由于他或她的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他或她必须比其他通过正常途径升迁的贪官在纳税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钱，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此意义上，这种贪官尤其可怕，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尤其大。
驱利避害，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人们总是想花费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此乃人性之常，根深蒂固，恐怕非仅仅停留于表面文章的道德教育所能改变；也不会有人屁股一坐上政府官员的宝座，一下子就变得像圣人或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与权力的接近将更加腐化人类的心灵，并激活贪婪、懒惰等一系列的人性弱点。因此，克服这一类的人性弱点必须在求助于某种外在强制力量的前提下，再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即是制度的约束力。同样的道理，贪官的大行其道，或政府部门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我们也应该于制度的约束性力量的缺失上求其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并不恨贪官，甚至还同情贪官，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即制度缺失的受害者；而且，就算我自己当了官，我也很难担保自己不会做贪官，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着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但是，我痛恨培养贪官的土壤。
与其他形式的政府腐败一样，买官卖官之所以容易得逞，不外乎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之两大主因。就拿买官卖官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途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就任命的程序来说，一般要通过某一行政级别的常务委员会的表决，其决策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往往会被“一把手”的个人意志所扭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个幌子，做做样子罢了，而“集中”则成了“一把手”的“集权”——凡“一把手”提出来的建议，几乎没人敢出头表示反对，因为，反对的成本太高，损人不利己；何况，如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所说的“委员会一般最终都能达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因为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预期他在一个问题上的让步，会在其他问题上得到回报。”即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延期补偿”关系。久而久之，将习非成是，并在官僚系统中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或非正式的“制度惯性”再加上国人在几千年的帝国时代形成的“权威性人格”的推波助澜，每个官僚组织的“一把手”很容易形成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的“政出一人”的“家天下”的局面。另外，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中，缺乏独立于行政权力，且具有与行政权力进行平等与有效地谈判的能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及作为公民的一些不可让渡的最基本的权力，是一种克服和抵制官员权力滥用现象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且，权力的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将互为表面，因为过分集中的权力将增加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将时一步加剧权力的集中状况——在上述两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大大地降低了官员的违法成本，增强了他们的违法动机，甚至将使他们在贪欲的支配下，变得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白宫书记”张治安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他可以操纵各种政府资源，对举报他的人进行任意的打击报复，而公民李国福却因举报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管子八观云“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买官卖官大大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关系着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生死存亡。从张治安买官卖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颍泉区重要职能部门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是通过买官卖官上台的，而那些买官者与卖官者除了一次性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买官者对卖官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忠诚”的长期交易，这在事实上巩固和加强了张治安在颍泉区“一手遮天”的“家天下”局面，加速了颍泉区官场的“黑恶化”俗话说，除恶务净，因此，对于张治安买官卖官案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应对颍泉区官场来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将己经查实的所有买官卖官全部撤换，并依法惩处。同时，由于政权的获得与今日中国繁荣稳定的局面十分来之不易，为了确保长治久安，恐怕中央政府应该从治本的角度着手，在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前提下，进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建设，加快政治转型，变传统的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从制度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也相信，我们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决心做到这一点。 由公民举报豪华办公楼牵出“白宫书记”牵出迫害举报人事件，到最终真相大白“白宫书记”被查处。经查“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后大肆卖官，然而买官者现在还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现代快报7月19日）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买官者，在东窗事发后却仍然能稳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至少在阜阳市，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闻事件了，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年前，即2004年就已经发生在“白宫书记”张治安的身上——当他向原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行贿10万元当上了颍上县副县长的事情败露后，仍旧稳稳地坐在他颍泉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并且像已经落马的张华琪一样，开始大肆受贿卖官，轻而易举地以n倍的回报（究竟多少倍，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收回了当初买官的投入。因此，卖官者张治安倒台后，经他手的买官者的遭遇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罢了——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第几次的“历史重现”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次“历史重现”
古谚云“千里做官只为钱”对于买官卖官者而言，尤其是如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傅山认为贪官捐官与老鸨买妓差不多，都是为了赚钱，此说虽稍嫌尖刻，却是一针见血——如果要在当代的买官卖官者的脑袋里找出半个实现某种为国为民、利物济人的政治抱负的分子，恐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卖官者本身就是现成的贪官，这且不说；凡买官成功者，上任后亦必为贪官，因为其投入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由于他或她的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他或她必须比其他通过正常途径升迁的贪官在纳税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钱，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此意义上，这种贪官尤其可怕，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尤其大。
驱利避害，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人们总是想花费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此乃人性之常，根深蒂固，恐怕非仅仅停留于表面文章的道德教育所能改变；也不会有人屁股一坐上政府官员的宝座，一下子就变得像圣人或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与权力的接近将更加腐化人类的心灵，并激活贪婪、懒惰等一系列的人性弱点。因此，克服这一类的人性弱点必须在求助于某种外在强制力量的前提下，再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即是制度的约束力。同样的道理，贪官的大行其道，或政府部门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我们也应该于制度的约束性力量的缺失上求其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并不恨贪官，甚至还同情贪官，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即制度缺失的受害者；而且，就算我自己当了官，我也很难担保自己不会做贪官，因为我也是一个有着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的普通人。但是，我痛恨培养贪官的土壤。
与其他形式的政府腐败一样，买官卖官之所以容易得逞，不外乎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之两大主因。就拿买官卖官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途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就任命的程序来说，一般要通过某一行政级别的常务委员会的表决，其决策模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往往会被“一把手”的个人意志所扭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个幌子，做做样子罢了，而“集中”则成了“一把手”的“集权”——凡“一把手”提出来的建议，几乎没人敢出头表示反对，因为，反对的成本太高，损人不利己；何况，如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所说的“委员会一般最终都能达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因为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预期他在一个问题上的让步，会在其他问题上得到回报。”即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延期补偿”关系。久而久之，将习非成是，并在官僚系统中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或非正式的“制度惯性”再加上国人在几千年的帝国时代形成的“权威性人格”的推波助澜，每个官僚组织的“一把手”很容易形成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的“政出一人”的“家天下”的局面。另外，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中，缺乏独立于行政权力，且具有与行政权力进行平等与有效地谈判的能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及作为公民的一些不可让渡的最基本的权力，是一种克服和抵制官员权力滥用现象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且，权力的过分集中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将互为表面，因为过分集中的权力将增加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而缺乏有效的监督将时一步加剧权力的集中状况——在上述两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大大地降低了官员的违法成本，增强了他们的违法动机，甚至将使他们在贪欲的支配下，变得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白宫书记”张治安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他可以操纵各种政府资源，对举报他的人进行任意的打击报复，而公民李国福却因举报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管子八观云“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买官卖官大大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关系着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生死存亡。从张治安买官卖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颍泉区重要职能部门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是通过买官卖官上台的，而那些买官者与卖官者除了一次性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买官者对卖官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忠诚”的长期交易，这在事实上巩固和加强了张治安在颍泉区“一手遮天”的“家天下”局面，加速了颍泉区官场的“黑恶化”俗话说，除恶务净，因此，对于张治安买官卖官案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应对颍泉区官场来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将己经查实的所有买官卖官全部撤换，并依法惩处。同时，由于政权的获得与今日中国繁荣稳定的局面十分来之不易，为了确保长治久安，恐怕中央政府应该从治本的角度着手，在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前提下，进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建设，加快政治转型，变传统的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从制度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也相信，我们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决心做到这一点。 展开全部内容